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谈中国抗疫史

华人街

　　三千年抗疫，淬炼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



　　——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谈中国抗疫史



　　■本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记者 陈瑜



　　“人类的发展历史，可以说就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。”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里，疫病几乎是如影随形。但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同舟共济，以磨砺不屈的精神战胜了疫病，繁衍发展到今天。



　　二十多年前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踏入中国传染病史的研究领域，撰写了《三千年疫情》一书。当前，在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之际，他从旧稿中拿出相关部分，春节期间连夜增补，合成《中国抗疫简史》出版。近日，本报记者采访了张剑光教授，请他回顾我国数千年来的抗击疫病历史，谈谈古人的经验对当下防控疫情的启示。



　　甲骨文中的“疾年”是中国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



　　文汇报：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疫病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商朝。应该说有文字记载以来，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疫病的认识。在甲骨文中，就有很多关于疾病的相关记载。比如说，甲骨卜辞中“疠”指的就是传染病。“疾”字是以一张床的形象表示的，意指人卧床不起，后来通常指流行病。“疥”常用来表示痒疥类疾疫，指发生疹斑症的传染性发热病。“祸风”常作某某因风致疾，也即后世所谓的伤风，即今天所说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。“蛊”字指器皿中有二个虫，人食之入腹，就成为蛊，我们猜测是肠胃类的疾病。甲骨文中的“疾年”，指这一年社会上反复出现规模、范围较大的流行疾病，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。



　　文汇报：我国历史上有哪些特大规模的疫病流行？哪个历史时期最严重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历史上各个时期严重的传染病都有，种类也是各式各样。现在能看到的是明清时期比较多，因为各种资料记载的比较齐全，我们看得比较清晰。明朝共277年，平均每2.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，每年发生1.54次疫病。清朝共267年，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，而实际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这些。有专家估计，单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造成山西、河北500万人的死亡。



　　文汇报：您在书中专门讲到“官员畏疫不愿任职南方”，那是什么情形呢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疫病流行也有地域上的规律，南方普遍较多，比如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。隋唐时期的一些官员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职，就是因为害怕疫病。由于一般官员害怕到南方去，南方官员数量明显不足，所以官员因事被贬时，常常被流放到岭南地区。如韩愈、柳宗元等被贬，都流放到岭南瘴疠之地。被流放到岭南地区的官员，得疫病而去世的不计其数。



　　文汇报：病毒无情，无论是平民百姓，还是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，没有人有“免疫金牌”。您在书中有大量的例子，在此能否略举一二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历史上感染疫病的皇帝很多。天花和清朝皇帝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像早逝的顺治，民间有他去五台山出家的传闻，但可能性不大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得了天花。还有关于同治皇帝的死因，得性病说流传颇广，但从清宫保存下来的病历卡来看，应该不是性病，而是与之病症相似的天花。文人得疫病就更多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、“初唐四杰”中的卢照邻，都得了麻风病。养病期间，卢照邻还写了《释疾文》、《五悲》等文章，记录自己怎么和病魔斗争，最后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像个废人一样，自投颍水而死。



　　古人在对疫病没有完全认识时，就知道隔离的重要性



　　文汇报：疫情发生后，古人有哪些防疫措施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我总结了比较重要的几点：第一，树立信心，尤其是对于地方官来说。疫情一旦发生，必然会引发老百姓的恐慌，甚至四处逃难。怎么稳定人心，怎么留住人，对地方官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。第二，切断传染源，对病人进行隔离。古人在对疫病没有完全认识时，已经知道隔离的重要性。早在夏商周时期，这样的方法就已经产生，得了病就送到专门的场所，看你自己能不能扛过去。历代隔离的场所有两种，一为疫病到来临时性建立的场所，比如宋朝苏轼就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，像简陋版的“小汤山”，他招募僧人到各坊管理治疗，为病人准备药物和饮食；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。除病人外，接触过病人者也要被隔离。《晋书》中提及“朝臣家有时疫，染易三人以上者，身虽无病，百日不得入宫。”第三，医药救治和普及医学知识。唐朝时，政府还编纂简便医书，把常用的药方都抄写到木板上，在村坊要路上展示。至宋朝，有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，政府得以大量印行编辑医书，向各州县加以推广。最后，灾后帮助老百姓生活重建，比如说减税、恢复生产，收养遗孤等。此外，今天我们说的“检疫”，清朝后期也从国外学到了。



　　文汇报：古代抗疫经验中，您觉得有哪些我们今天仍可以借鉴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从历史上看，官和医都是结合起来的。因为科举制度的原因，地方官多少都懂点医学知识，衙门中也有专门的医疗机构负责看病，遇到疫情，医生总是冲在最前面。那么就我们今天来讲，我认为官员一定要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，相信我们的医疗专家。还有就是应急机制和物资调配。古代社会比较简单，基本就是开仓放粮。但今天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，还有怎么解决特殊时期医疗资源紧缺等等一系列问题。



　　文汇报：最近，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勾起了人们的文化乡愁。疫情面前，“文艺范”的应援在古代多见吗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，古代文学作品中记录疫情的当然有很多，但整体上还是以单纯地描述灾害现象为主，比如说清代人师道南曾赋《鼠死行》就用文学细致记述了死鼠与鼠疫的关系，其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。不过倒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：宋朝有个人叫刘邠，助司马光纂修著名史书《资治通鉴》，晚年不幸得了麻风病，眉毛全部落掉，鼻梁也断了下来，一直喜爱以诗文嘲讽他人的苏东坡就作诗给他，说“大风起兮眉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鼻梁”，弄得他哭笑不得。



　　疫病和人类一直是共生的，要有正确观念和必胜信心



　　文汇报：历代有哪些研究和治疗疫病的名家和学说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关于流行病流行的原因，在《内经》中，我们祖先就注意到了气候和疫病的关系。古人认为人在身体虚弱时，受了一种“虚邪”之风的侵袭，就会生病。西汉名医张仲景总结出了一套认识疾病的理论，并且他已根据病情变化来制定不同治法，开创了中医对疫病的辩证施治方法。这之后还有葛洪的“毒厉之气”、吴有性的“戾气”说，金元时期刘完素的火热致病、李杲的“内伤学说”、王好古的 “阴证论”、叶天士等人的温病学说等等，都是对流行病成因的探讨。其中，有一些学说还比较有科学性，比如说明朝的吴有性就提出了传染病的两个传染途径：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。叶天士就更进一步，他指出温邪侵犯人体的途径不是通过皮肤，而是通过口鼻进入人体，并以此创立了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转心包”的理论。后面清代的刘奎、王士雄等，把温病学说更加具体化。总的来看，这些医学家都是临床医生，他们在许多治病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多理论性的总结，而且对病症越来越细分。



　　文汇报：您书中提及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时，华人染疫者不信任西医。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成为普遍的治法。对此，您怎么看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当时的背景是西医刚刚进入中国，几千年来国人受中国文化熏陶，对西方人引以自豪的西医并不习惯，对其治疗并不相信，也是很正常的，倒不是说西医本身不行。我们经常讲“中医治未病”，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病的时候，我通过调理你的身体，增加抵抗力，这也是更积极的预防对策。当下，新冠肺炎尚无有效药物，中西医作为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，各有优势，应相互补充，协作攻关。我们都看到，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，中西医结合救治疗效更加明显。



　　文汇报：《病毒星球》最后一章标题是“与病毒共赴未来”，《中国抗疫简史》最后一章标题是 “抗击疫病：民族精神不可战”，您为何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力量？



　　张剑光：我没有读过《病毒星球》，但“与病毒共赴未来”这句话，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。从历史上看，疫病和人类一直是共生的。人类战胜了老的疫病、有了预防措施，新的又不断冒出来，不断地对人类造成麻烦。但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命运的抗争。决不向疫病低头的勇气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经贯之的。无论是帝王、官员，还是普通百姓，难免会惊慌失措，但更多的是凝聚精神思想，用一切科学的办法和措施，与疫病作殊死的斗争，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所以今天，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。一个疾病对国家和社会来讲都是一场磨练，我们的应急能力、组织能力、物资供应能力、对民心的凝聚力，都将在这场磨练中不断向前。人类走到今天，病毒从来没有把人击垮，只要我们众志成城、守望相助，一定能战胜新冠状病毒。 【编辑:田博群】